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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赏花游玩。新华社发
在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贡嘎措，两只岩羊在水边嬉闹。新华社发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黔金丝猴研究中心的黔金丝猴。新华社发
广东肇庆星湖湿地公园的火烈鸟。新华社发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和麋鹿互动。新华社发
飞鸟与珠穆朗玛峰。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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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夷山景观。新华社发
【圆桌对话】
在不久前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第37次会议上，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批准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至此，我国加入该网络的成员达36个。
一个个生物圈保护区的加入，代表着我国珍贵的生态系统正得到更好的保护，并受到世界的认可。
那么，什么是生物圈保护区？保护大自然，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说——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李春剑 齐芳 陆健
本期嘉宾：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研究员 王丁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欧阳志云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学术所长、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主任 黄宝荣
保护自然并不是只依靠“无人”保护区
记者：“生物圈保护区”和我们熟知的“自然保护区”有什么不同？加强生物圈保护有什么特殊意义？上升浪
王丁：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愈发突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资源、自然生态之间产生了各种矛盾与冲突，且日益加剧。要发展还是要保护，似乎陷入两难境地。我们该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进行哪些领域的深入研究？又该采取哪些方式应对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人与生物圈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该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1年发起的一项政府间大型科学计划，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则是其实施的重要载体，旨在把保护区及周边地区民众的生活改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既能保护自然、又能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国于1973年加入该计划，并于1978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委员会”）。目前，我国共有36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数量居亚洲首位。
黄宝荣：加强生物圈保护在于确保生态安全与人类福祉，促进可持续发展。或许有人会问：我们已经设立了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为何还要专门建立生物圈保护区？
其实，“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理念回答了这一问题：人，是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自然，并不意味着只依靠设立“无人”的保护区。在很多区域，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的国家，不考虑人的因素是行不通的。
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通常也有原住民生存繁衍的痕迹，人与自然的相处已经形成一种平衡关系。不仅人对自然有依赖，很多生物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样产生依赖。例如黑颈鹤、朱鹮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同样依赖人类的农耕活动。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理念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外，还强调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其申报标准中特别强调人与社区的存在。社区，原本是资源开发利用者，我们可以通过生物圈保护区建设，将其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和生态保护的受益者。在我国，如三江源等许多地区，当地居民自古有崇山敬水的自然观念，他们加入生态管护的队伍中，成为守护自然的重要力量。
组建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国家网络
记者：在“人与生物圈计划”实施过程中，我国有哪些创新做法？
王丁：目前，我国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国家网络，名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除了已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36个保护区外，我国很多其他的自然保护地也加入进来，相互交流学习，不断提升自身保护水平，以此来更好践行“人与生物圈计划”。目前，这一平台已包含214个自然保护地。
那么，各保护区保护工作成效如何？是否认真履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要求，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科学研究”这三大功能？我们需要一套完善的评估机制来定期对各地进行“体检”。我们国家委员会便承担了这一职责，每10年对各保护区进行评估，并“诊断”问题，政府部门与专家学者共同“把脉开方”。评估结果也为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此外，该委员会还出版了国际上唯一一本行业内公开发行的杂志——《人与生物圈》，集中展示各国践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优秀样本与示范案例。
正因这些努力，“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对我国的工作评价很高，并号召各国向中国学习借鉴。
记者：不久前，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杭州落下帷幕。这场十年一届的盛会首次在亚洲举行，大会诞生的重要成果与往届相比有哪些不同？
欧阳志云：这场盛会不仅是各方观点碰撞、智慧交融的重要平台，也是为全球生物圈保护区下一个十年如何发展来绘蓝图、定目标、做方案。大会发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杭州战略行动计划（2026—2035）》与《杭州宣言》两份标志性成果文件。
这两份文件有几大亮点：一是强调战略对接，与联合国相关战略和公约深度接轨，将生物圈保护区打造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示范区域和先行区；二是注重交流合作，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还是资源退化与短缺，都需要跨越国界、突破部门壁垒的通力合作；三是推动包容性治理，重点鼓励青年、妇女和当地社区的广泛参与，力求人人都参与到生物圈保护区的治理工作中；四是呼吁全球支持，特别强调发达国家应积极履行责任，为在技术与资金上面临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支持。
期待更多领域科研人员参与进来
记者：成为“生物圈保护区”意味着什么？践行“人与生物圈计划”还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应对？
黄宝荣：获得“生物圈保护区”这一荣誉，对于保护区，甚至所在地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平衡保护和发展关系的机遇，包括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旅游知名度大幅提升、投资吸引力增强等。但我认为，很多保护区还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
我们调查发现，在一些地区，公众对生物圈保护区的认知仍然有限，认为严格的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身利益。这需要保护区所在地充分协调各方关系、平衡各方利益，下大力气建立多方参与的共管机制，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生物圈保护区的生态优势和品牌价值，带动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其实，很多国家的生物圈保护区都面临这一共性问题。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严格限制生物圈保护区标识的使用，但鼓励各保护区开发自身标志。如果各国能够积极开发自己的标志，并与相关方积极进行合作、经营，把控产品质量，规范授权行为，相信生物圈保护区各类生态产品的附加值将会提升，并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人与生物圈的和谐共存。
欧阳志云：当前，我国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也需注意到，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人口众多。同时，我国土地产权也与国外不同。因此，我们需要长远协调好群众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也可做出更多尝试，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科技支撑是保护好生物圈保护区的重要手段，我们期待更多领域的科研人员参与进来，从不同角度为生物圈保护区建言献策。对在偏远地区坚守的科研工作者，也应给予更多保障和支持。
王丁：尽管我们在践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过程中完成了很多工作，但还需继续弥补短板。我建议，持续强化国际合作，并逐步转向引领国际合作。
青年是未来。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上，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青年人为着同一个目标展开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在一线岗位的工作经验，让我感触颇多。我们应当注重培养专业型、复合型、有领导力的青年人才，让更多青年人能够在国际交流、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国家委员会成立青年小组、启动青年人才支持计划的重要原因。
正如“人与生物圈计划”不断强调的那样，人是生物圈的一部分，保护自然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必需措施。“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理念与我国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我们正处于践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最好时期，未来大有可为。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赵斌艺）上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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